心理韧性50年：从童年创伤到人生反弹的科学地图

Namson赵主任 Namson的韧性实验室

「心理韧性」这一术语已出现了半个世纪之久，起初它源于对孩提们命运的好奇，如今已成为跨越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科学、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庞大科学体系。

发展心理学家 Ann Masten 老奶奶无疑是其中最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之一，站在半个世纪的长河中，她向我们回首这 50 年的发展轨迹，人类韧性研究的演化史，也代表着人类战胜逆境的希望史。

论文来源：Masten, A. S. (2024).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al resilience science over half a centur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 36(5), 2542–2550. doi:10.1017/S09545794240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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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韧性（ resilience ）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或系统在遭遇重大逆境时依然能够适应并保持良好功能的发展能力。作为一门科学研究领域，“心理韧性科学”（Developmental Resilience Science, DRS）在20世纪70年代与发展性精神病理学（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DP）几乎同时兴起 。

自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心理韧性研究经历了 5 波显著的发展浪潮，每一波都在前一阶段基础上拓展视角、深化认识。从早期探索“哪些因素”让一些人在逆境中依然茁壮成长，到后来追问“如何”实现韧性，再到将发现应用于干预实践，以及进一步整合多层次系统视角，如今这一领域正迈向关注复杂多系统互动的新阶段。

第一波：识别韧性的关键因素（“什么”造就了韧性）

心理韧性领域的第一波研究浪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特点是描述性研究 为主 。研究者们关注于从经验事实中确认：哪些因素与在逆境中实现良好适应相关？

简言之，当时的核心问题是——“是什么 在发挥作用，使得有些人即使经历重大风险仍能表现良好？” 。

为回答这一问题，早期研究首先需要在操作层面作出两个基本判断，并据此制定测量策略：其一，确定个体所遭受的风险或逆境水平（即威胁适应或发展的不利情境）；其二，设定评估个体在风险暴露后适应状况的标准 。

只有同时满足“经历高风险”且“结局良好”这两点，才能被视为展现了“韧性”。据此，大量纵向与横断研究涌现，试图找出那些在高风险环境下依然有较好发展结果的人，并总结他们身上共同的有利因素。

经过大量儿童与青少年研究的积累，第一波研究识别出了一份相对稳定的「简短清单」 ，即广泛被观察到的复原力因素 。

其一是「促进行为因素」 （ promotive factors ），也被称作“补偿性因素”或“优势资产”，指那些对适应结果具有普遍积极影响的因素；

其二是「保护性因素」 ，指那些能够缓冲风险对适应结果负面影响的因素，即在高风险条件下对结果有更大正向作用的因素 。举例来说，良好的亲子关系、积极的学校体验、个人的社交能力等，往往都出现在这些清单之中，被反复证明对抗逆境有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个因素在不同情境、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的适应指标可能呈现不一样的作用效果（例如差异易感性 理论认为，某些高敏感特质的个体在逆境中更易受损，但在有利环境下也可能比他人受益更多） 。

总的来说，第一波研究为韧性科学奠定了基础：它让我们看到了“并非所有身处逆境者都一定沉沦”，并初步揭示了一批潜在的积极支撑力量。这为后续深入探究韧性背后的作用机制指明了方向。

第二波：探究韧性的作用机制（从“是什么”到“如何”）

随着大量保护性因素的发现，研究者很快将目光转向一个更深入的问题：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带来积极适应的？ 20世纪80-90年代，心理韧性研究进入第二波浪潮，以过程机制 为导向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

这一阶段中，韧性不再被视作个人静态特质，而是被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个体在生命周期中与环境不断交互而逐步展现出的适应模式 。

韧性科学开始与当时发展科学领域更广泛的「系统观」转型接轨，研究者运用系统理论 的观点，强调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发展变化来理解韧性现象 。

在第二波研究中，一系列反映个体发展动态的新概念涌现并获得重视。例如，研究者开始描述逆境中适应变化的不同轨迹 和路径 ：有的人最初受挫但后来逐渐改善，有的人最初表现良好却在随后滑落，还有人始终保持稳定适应。

与此同时，发展心理病理学的核心概念如多重终点 （ multifinality ）和共同起点 （ equifinality ）也被引入韧性研究 ——前者指相似的早期经历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后者指不同的起点却能取得类似的适应结局。

这些概念进一步印证了韧性是一个多途径、多层次的动态过程。此外，发展级联效应 （developmental cascades）等概念的提出，说明一个领域的适应或不良可能会在时间推移中跨领域影响其他适应领域 。

第二波研究还凸显了情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研究者开始认识到，韧性的表现和路径深受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不同社区、文化中的保护因素可能有所差异，对“良好适应”的评判标准也可能不同 。

总之，第二波浪潮使韧性科学更深刻地认识到：韧性不是静止的“是否有”，而是变化的“如何变” 。这一阶段建立的理论框架，为接下来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提供了基础。

第三波：迈向实践的韧性干预（促进韧性的可能性）

心理韧性研究的第三波浪潮，标志着从纯粹观察与理论转向了实际干预和应用。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研究者开始提出：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多有助于韧性的因素和过程，能否“做些什么 ”来帮助那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和家庭更好地适应？这一想法推动了大量干预研究的兴起，也开启了第三波韧性科学浪潮 。

第三波研究中，科学家们设计并测试各类促进韧性的干预项目 ，目标是在真实生活中减缓风险影响、增强保护性过程，从而改善弱势儿童的发展轨迹 。

许多早期韧性领域的先驱本身具有临床背景（如Garmezy是临床心理学家，Rutter是精神科医生），因此将研究发现转化为实践干预一直是他们的初衷 。

这些干预研究不仅服务于帮助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也成为检验前两波“因素与机制”理论的绝佳机会：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CT）等严谨设计来测试，改变某些风险或保护因素是否真的能改善适应结果 。如果试验成功，不仅证明了因果关系，也为政策和实践提供了依据。

在具体干预策略上，研究者大致采取了三种路径 ：

1️⃣ 减少风险暴露 ：例如通过家庭访视预防儿童虐待，降低儿童所处的不利情境强度；

2️⃣ 增加支持资源 ：为弱势家庭提供额外的经济、教育或社会支持，比如给贫困家庭发放育儿补贴，给儿童提供课业辅导等，以增加促进正向适应的机会 ；

3️⃣ 强化保护过程 ：直接针对关键保护性因素进行干预，如开展正面管教培训以改善亲子关系，为高危青少年配对导师以增强社会支持网络等 。

举例来说，在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期间，各地学校以及政府部门向学生家庭提供了额外的食品供应和远程学习技术支持等资源，以帮助儿童维持健康与学习 ——这正是典型的通过增益环境资源来促进韧性的干预措施。此外，学校环境早在疫情之前就是韧性干预的重要舞台：由于学校几乎覆盖所有儿童且被家庭和社区所信任，各种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普及性韧性提升项目（如社交情感学习课程、心理健康教育等）常以学校为载体实施 。

经过这一阶段的努力，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我们可以 通过后天干预来提升韧性。例如，提升父母的教养技能、增强儿童的执行功能训练、为困境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等多种措施已被证明有效，它们对应了先前基础研究所揭示的保护机制 。

第三波浪潮将韧性科学带出了实验室，走进了现实世界：韧性不再只是学术概念，而成为政策制定者、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手中可以运用的工具。

第四波：多层次系统视角的整合（从个体到多系统）

进入21世纪，心理韧性研究迎来了第四波发展浪潮，其显著特征是全面融入多层次的系统视角 。如果说第二波已引入系统思维的萌芽，那么到第四波时期，完整的系统理论 真正渗透进韧性科学的方方面面 。

研究者意识到，要全面理解韧性，必须同时关注个体内部、生理层面，以及个体所处的家庭、社区、文化乃至更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多层级的因素交织互动，共同塑造着逆境中发展的走向 。这一时期，一系列重要契机和技术进步推动了第四波浪潮的兴起。

首先，一些重大的现实事件促使研究者将眼光提升到更宏大的系统层面。21世纪初接连发生的多系统灾难 （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等）凸显出，仅仅关注个人或家庭的韧性还不够，我们需要理解整个城市、地区乃至国家在灾难中的韧性。这些事件带来了紧迫感：韧性研究亟需拓展到宏系统（macrosystem）层面，例如社区、城市和社会制度如何抵御冲击、协同恢复。

与此同时，一项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跨学科合作计划“建设跨学科韧性研究”网络(Longstaff, 2009)推动了不同领域专家的对话。心理学、生态学、免疫学、计算机工程、城市规划等各领域的学者开始携手，试图整合各自关于韧性的理论与发现，以改进社会对灾害的准备和应对。在这些交流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各学科对“韧性”的定义和语言需要统一，同时必须真正拥抱「系统思维」 ，才能让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对接起来 。

受此启发，Masten 开始这样定义「韧性」：

韧性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对威胁其功能、生存或发展之重大挑战时，能够成功适应的能力

这一广义定义能够跨越个体、大众、组织乃至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体现出韧性概念在本质上的可比性和可迁移性。

其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多层次韧性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 21世纪以来，新兴的方法和仪器让研究者可以深入研究过去难以观测的层面：基因测序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使我们开始揭示基因与压力反应系统在韧性中的作用；脑影像和神经科学手段使大脑结构与功能层面的适应过程逐步明晰；内分泌和免疫指标让我们量化生理应激系统的变化；同时，大数据和复杂模型分析方法使我们可以处理纵横交错的多维数据，测试更加动态复杂的理论模型 。这些进步让多系统、多层级的韧性研究 成为可能：研究者能够同时考察从基因、神经、生理到家庭、社区、文化各层面的因素如何交互影响，塑造个体的发展轨迹 。

例如，有大量研究关注韧性的神经生物学 基础，当可靠的生物测量成为可能后，人们发现韧性与压力激素调节、基因表达的表观修饰、免疫系统反应以及大脑回路可塑性等密切相关 。

又比如，在社会文化层面，关于文化适应、歧视和历史创伤的研究激增，这些宏观因素同样被纳入韧性框架下考量 。随着多层次数据累积，一些综合性的量表和指标也应运而生，用于评估个体所处环境的多重支持水平，如儿童青少年韧性量表(CYRM)和正向童年经历量表(BCEs)等 。

第四波韧性研究浪潮强调了一个重要认识：韧性是多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果 。它提醒我们不能再孤立地看待某一单一因素或单一层面的作用，而要关注微观与宏观、多层次因素如何共同编织出韧性的图景 。

事实上，2020年以来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性逆境，个人的韧性与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全球体系的韧性都密不可分。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各种多系统模型，例如将家庭、学校、社区、政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影响儿童在疫情中的适应结果等 。

可以说，第四波浪潮把韧性科学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整合“基因到地球”的视角来理解人类面对逆境的适应之道。

第五波：与复杂性共舞

在回顾了前四波研究后，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韧性科学的下一步将走向何方？ Masten和同行们在近期的思考中提出，我们或许正站在第五波浪潮兴起的门槛上。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我们对韧性的认识更加全面，但也逐渐意识到仍有一块“最后的拼图”尚未破解——那就是更高层次的多系统互动模式 。现有证据和理论提示，人类适应逆境的能力可能蕴含着一些更宏大的模式：当多个系统发生连锁灾变时（例如一系列关联的生态、经济、社会危机），人类韧性展现出怎样的规律？多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塑造了适应的走向？ 这些问题目前仍远未得到充分理解。

随着研究者开始尝试测量和建模人类行为与发展中的复杂性特征，第五波韧性科学浪潮也许正在来临 —— 它将聚焦于多系统整合与系统交互动态 。

可以预见，这些课题都亟待解决：

- 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多系统威胁是什么？

- 学校和社区如何实施多系统的预防与干预策略，以增强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复原力？

- 在发展的哪个阶段，挑战与压力暴露会增强个体的韧性？

- 在哪些发展阶段、针对哪些人群，哪些干预措施和改变目标最具有“杠杆效应”？它们能否引发有利的发展级联效应（developmental cascades），中断跨系统、跨层级的负面发展路径，或促进积极连锁反应？

- 为应对多系统灾害（无论预期与否）对人类生活与发展带来的挑战，社会、高等教育及资助方需如何调整，以培养跨学科的研究者、教育者、从业者、发明家、政策制定者及其他艺术与科学领域的关键专家队伍？

又有哪些关键切入点，在何种发展阶段、针对何种人群的干预，最有希望引发积极的级联效应，从而逆转不利的发展进程、带来长期正面的跨系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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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韧性科学始终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在前进：「什么因素能带来改变？」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 。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蕴含着科学探究中无穷的复杂性。然而，回顾半个多世纪的进展，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不同层面的研究不断呈现出相似的发现，多个学科的知识开始形成呼应，实证干预已证明了韧性是可以被支持和培养的，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正投身于这一充满意义的领域 。

心理韧性科学的每一波浪潮，都是人类努力理解和促进自身适应力的缩影。从中我们既看到了科学探究的曲折与递进，也看到了人类在逆境中创造希望的无限潜能。

👋，我是 Namson，一个努力用「韧性」抵御压力、倦怠，还有逐渐上移的发际线👨‍🦲的前产品人。 📍 小红书同名账号更新中：搜「Namson 的韧性实验室」🎯小红书韧性学术社群已有 500+ 成员，欢迎加入交流 💬 想聊聊身心恢复、情绪调节、行为改变？加我微信，就能加入「身心韧性交流群」，最近我们在一起实践一些很新很有意思的情绪理论～ 🧠 我的一对一韧性教练服务也在试运营中如果你也有身心方面的困扰，欢迎来共创尝试～